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未来—CFO准则

 

    尽管2010年公司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但仍未能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7·16”事故令我们刻骨铭心。我们认真反思和分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系统的强化安全环保基础管理……提升公司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管理水平。公司还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承包商安全管理，把承包商安全管理纳入公司HSE管理体系和考核，全面促进承包商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作业环境。

    ——摘自2010年度中石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仅仅看这段话，你能想象中石油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7·16”事故）堪与英国石油（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比肩吗？——实际上，两者演绎了海上石油泄漏的两种主要途径。而就在“7·16”事故之后，还发生了“10·24”和“12·15”两场火灾。

    “尽管泄漏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第三方施工损坏造成的，但是我们也应深刻反思和查找管理上存在的疏漏。从制度执行、运行管理、应急处置等环节认真开展调查总结，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是中石油200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于渭河漏油事故的反思和总结。如是看来，大连漏油事故无非是渭河漏油的2.0版本。

    同样，BP的态度也貌似诚恳。这或许是因为BP的靶子实在招人，BP所面临的监管环境也更严格。BP 2010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专门辟出一个版块说明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影响、BP的反应、反思和承诺，并且在随后的运营、风险、环境等内容中也反复提及这一重大事故。不过BP以“无准确估计数据”为由回避了“到底泄漏多少油”这一敏感数字。事后诸葛一下， BP 2009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虽然在绩效和事故的描述方面能兼顾负面信息，但在传递作为社会责任国际标杆企业蓬勃朝气和良苦用心的一堆表格、文字和图片中， 其“环保和安全罚款”在2005~2009年间呈无规律变动，并在2009年达到6660万美元的最高点，而“环保支出”则在五年间呈下降之势，在2009年达到24.83亿美元的最低点。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名称众多而含义模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环境健康与安全报告”、“企业公民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都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别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非财务信息就更加莫衷一是。比如，波音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几乎通篇是关于慈善活动的说明，这也是国内不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流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和商业战略缺乏有机联系，正如毕马威2008年社会责任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在G250公司（《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250家公司）中只有16%的少数派为其分析师和利益相关者量化了企业责任绩效的价值，”因而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很难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未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提供的非财务信息缺乏测算和报告的标准，从而很难进行比较。有人认为，叙述式的报告有时几乎就是“一堆关于公司优势和实力的毫无凭证的宣言”。难怪波特和克莱默相当痛恨用孤立的眼光看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他们宣称“发布这样的报告鲜能提供连贯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框架，更别说战略框架了”，相反，这种报告的基础是“对各项互不相关的举措的总体轶事型描述，以反映公司的社会敏感度”。他们甚至言辞激烈地指出，“这只不过养活了报告撰写者这一行当。”

    于是我们不得不叩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未来在哪里？

    毕马威和SustainAbility公司2007~2008年对2279名商务人士、非政府组织成员、劳工领袖、投资者、顾问、学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调查结论或许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们的调查表明，70%的应答者认同“未来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应与年度报告整合”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它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的“2020构想”，首当其冲的建议就是“结束可持续发展报告，完全整合进年度报告和其他企业沟通信息”。这也正是艾博斯和克鲁斯所谓的统一报告（One report）理念。简单地说，统一报告就是制作一份将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及叙述性信息与该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非财务及叙述性信息整合起来的报告。但是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整合绝不仅仅只是发布一份纸质文档那么简单，下期将继续进行详解。

    统一报告是一个持续报告体系，既能让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听取信息，也能让他们互相表达信息并进行群体对话。

    上文书说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仅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而且其内里乾坤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选择性披露是通病，可比性差是顽疾，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和商业战略的脱节更是难以治愈的综合症。面对良莠不齐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统一报告（one report）会是化解的良剂吗？

    简单地说，统一报告就是制作一份将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及叙述性信息与该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非财务及叙述性信息整合起来的报告。但是，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整合绝不仅仅只是发布一份纸质文档那么简单。实际上，统一报告提供了一个概念平台，这个平台应当向众多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因此统一报告是一个持续报告体系，既能让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听取信息，也能让他们互相表达信息并进行群体对话。

    倘若公司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并尽可能地进行透明报告，统一报告无疑颇具吸引力。正如飞利浦公司在解释其为何决定2008年采用单一的整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时所说，“公司一旦制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应对保障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统一报告就成为严肃对待可持续性的关键要素；同时统一报告面向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单一信息的简便提供方式也是改善企业披露与信息透明度的关键要素。”自2002年丹麦的诺维信公司发布第一份整合报告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此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比如巴西的纳特拉公司、鹦鹉纸浆公司，美国的联合技术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也已发布统一报告；一些国家也开始致力于整合报告体系，比如整合报告体系已成为企业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必要条件；法国要求雇员人数超过5000人的公司自2012年后需提交整合报告。

    但是，统一报告仍处在蹒跚起步阶段。毕马威公司于2008年的研究证实：近半数G250公司（《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250家公司）仅仅是将企业社会责任部分放进年度报告，只有3%的企业拥有一份完整的整合报告。即使对于已经发布统一报告的公司而言，如何使单一报告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用，也是一个需要上下求索的问题。管理层要尽可能简明地解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特定方面的良好成绩与财务指标体系良好业绩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益相关者要采取更加整合的观点来看待其利益如何与他人利益紧密相连。只有这样，统一报告才能真正体现公司基于社会责任所制定的可持续战略对所有利益相关者所处的可持续社会作出的贡献。

    2011年5月底刚刚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Leading and Lagging Countries in Contributing to a Sustainable Society）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作者根据23个国家和地区2200多家公司的数据，就公司报告对环境和社会绩效信息的整合程度以及投资者的关注程度进行研究，每个变量均设置“高”“低”两个维度，于是可将这23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类。“可持续国家”（公司报告对环境和社会绩效信息的整合程度及投资者的关注程度均高于样本中位数）仅有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可持续公司的国家”（公司报告对环境和社会绩效信息的整合程度高于样本中位数，但投资者的关注程度低于样本中位数）包括巴西、南非、法国、瑞典等，这些国家的公司应当“教育”投资者关注整合的环境和社会等非财务信息；“可持续投资者的国家”（前者低于样本中位数，后者高于样本中位数）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对整合报告的需求来促进公司整合报告；“不可持续国家”（两者均低于样本中位数）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文章认为需要监管革命来改变双低状况。

    2010年8月初，威尔士亲王发起的可持续发展会计体系项目（A4S）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联手成立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IIRC）。成立之初，IIRC即明确其宗旨是帮助促进并制定新的全球公认的报告方法该方法将以明确、清晰、持续和可比的方式，提供更多关于对某组织历史和未来产生影响和取得业绩的整合信息。整合报告框架通过整合财务、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内容，创建一种新的年报格式，协助理解及评估企业业绩的可持续性。IIRC原定于今年6月发布关于整合报告的讨论稿，并在11月向G20峰会提出议案。讨论稿包括整合报告的必要性和愿景，国际整合报告框架（核心部分）、整合报告与监管及其他报告框架的关系等内容。不过最近刚刚确定讨论稿的发布将推迟至今年9月。